一一2023年11月8日下午，我系Timothy Baycroft（贝蒂墨）教授在闵行校区人文楼1330室作了主题为“普法战争：欧洲近代史的转折点？”的讲座，肖琦副教授主持本次学术活动。

一一首先，Baycroft老师指出，在对于漫长的19世纪（1789-1914）的研究中，国内外的史学长久以来都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普法战争的影响力，而在他看来，尽管这场战争并非如一战二战那样是一场全面战争，但对于欧洲近代史而言却是一个转折点，并对于理解20世纪的军事和意识形态冲突相当重要。

一一接下来老师逐一介绍了普法战争中交战双方的政治背景、战争经过以及最终法国战败后的赔偿等问题。之后Baycroft老师详细梳理了对普法战争的传统解释：在政治上，这些研究认为普法战争的结束意味着普鲁士完成了统一的进程，并使得法国从第二帝国转向了第三共和国；在军事上，一些研究者认为普法战争后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归属问题以及普鲁士在这场战争中显示出的强大军事力量为一战埋下了伏笔；在政治思想上，普法战争法国的失利则直接导致了巴黎公社的建立。

一一随后，Baycroft老师开始阐释自己对于这场战争的观点。战争首先带来了通信与技术上的进步，在普法战争的最后阶段，巴黎被普鲁士的军队围攻，在这期间为了与巴黎外的军队取得联系，巴黎政府开始利用新型的热气球与信鸽技术传递各类信息并重振各地士气，而这样以飞行物传播报纸、信件的通信方式在随后的两次世界大战中成为非常重要的宣传手段，1870年的这场普法战争正是这一宣传方式的起源之一。同时，诸如热气球这样的飞行装置在战争中的应用带来了军事组织上的混乱，因为在这一时期人们只将军队划为四个类别：步兵、骑兵、炮兵与海军，并没有空军这一概念，因此在军事上很难有效地将这一力量组织起来。普法战争还带来了法国人在战争观念上的变化，Baycroft老师指出，在这场战争之前，法国人相信武装起来的人民大众能胜过任何军队，随着战争的进行，法国人逐渐意识到仅靠人民大众无法胜过训练有素的军队，这样的观念转化促使兵役成为国家军事力量建设的重要部分。

一一Baycroft老师还谈及普法战争后法国与德国签订的《法兰克福条约》。除了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归属问题外，其中有两条最值得关注，其一是普鲁士向法国索要了约为50亿金法郎的巨额赔款，这相当于当时法国五年的财政预算，其二是在法国偿还完这一赔款前，普鲁士军队将继续占领巴黎。在赔款问题上，Baycroft老师将这次巨额赔款与一战后法国向德国要求的赔款联系在了一起，在传统的历史观点中，人们普遍认为一战后法国向德国索要的巨额赔款间接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但将这两次赔款问题放在一起看后，考虑到当时的法国总统克列孟梭正是普法战争的亲历者，或许一战后的赔偿问题便有了值得进一步讨论的地方。

一一而在普法战争期间德国对巴黎的占领问题上，Baycroft老师将其和二战期间德国对巴黎的占领相对比，发现在这两次占领期间，法国政府和人民的表现惊人的相似，诸如新生的政权试图和入侵者合作，而在民间有零散的反抗组织试图反击侵略者，等等。但在战后对政府的评价上则出人意料的不同。

一一最后，Baycroft老师介绍了普法战争后巴黎公社的建立以及这对于马克思思想体系的影响。并对普法战争的影响做出了精妙的总结：这是一个长久以来被忽视的欧洲近代史的转折点。

一一讲座引起热烈反响，与会师生针对当时阿尔萨斯—洛林的身份认同、普法战争期间德国占领巴黎的措施、战争结束后人们的和平观念的转变等问题与Baycroft老师进行了交流，Baycroft老师耐心地一一解答。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顺利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