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29日下午，在章义和教授的主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楼劲教授在人文楼5303学术报告厅，以《百官志体例变迁与汉唐行政体制的发展》为题，为历史系师生作了一场精彩讲座。

楼教授首先回顾了近年来中外学者对“百官志”体例问题的研究，认为正史中“百官志”体例变化的转折时期在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楼老师通过对比《汉书·百官公卿表》、《续汉书·百官志》和两唐书《职（百）官志》等文献，指出汉唐之间的“百官志”体例有三点变化。一是两汉百官志“以官存司”，唐代则“以司存官”，其记载中心从官员变为机构。二是前者所记多有官无吏，后者所记则兼及官吏，从“有纲无目”发展为“纲目俱全”。三是对存在不同行政关系的诸官，其记载从“以官相属”变成了“以职相从”，即从尤重人事从属关系转为尤重职务从属关系。

在讲座中，楼教授主要对上述的第一点变化展开论述，认为“百官志”体例经历“以官存司”到“以司存官”变化的原因，在于其书写时所据的文档、法令内容和形态各不相同。两汉书中所记录的“百官志”，其所据文档为“官簿”，即朝廷所存关于设官员额、秩次的簿录，这类簿档均仅记官而不及其署。

晋及南朝的“百官志”体例虽然沿袭了汉代“以官存司”的记录方式，但其间存在很多变化。晋以来《百官志》所记官职沿革的内容骤增，在官制中加入了对其它事项的记录。其所依据的史源也从官簿、《秩律》等文书，变为有关官制的令篇及其后续的补充规定，如《晋令》、《吏员令》等。

唐代官制“以司存官”的体例，其所依据的史源是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所制的《职员令》。北魏时期，出于自身建制传统和南朝有关法令的影响，在太和十七年制定了《职员令》，正始元年进行修订。这一成果为北齐《职员令》所继承，进而传袭至隋朝，最后造成了唐代官制体例的变迁。

最后，楼教授分析了“百官志”体例变迁所反映的汉唐间各个时代的政治变化。一是长官与佐官关系的变化，长官权力缩减，佐官权位上升，其间的牵制、协调逐渐明确下来。二是长、佐官与其下主管诸务的属官和从事相关案牍文书的属吏之间，亦渐强化了协同行事的一面，机构承担的政务常须由其上下成员合作完成。汉唐间政治体制发展的结果是长官、佐官、属官、属吏以及机构形成了一个整体，朝廷权力进一步向长官之下或机构内部渗透，以防止首长独裁。

讲座结束后，章义和教授对此次讲座进行了点评，认为楼老师所讲内容富有启发性，对史料考镜源流、层层推进，结论以小见大，对在座师生的学习和研究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