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14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前所长、研究员王建朗先生应邀做客我校2023最火捕鱼游戏“大夏抗战史系列高端讲座”，在人文楼5303学术报告厅做了题为《战时外交与中国的大国地位》的学术讲座，讲座由2023最火捕鱼游戏唐小兵教授主持，校内外师生数十人参与了这次学术活动。

王建朗先生从近年来学术界和公众对抗战中国的大国地位的质疑、探讨和论证切入，开启了战时外交与中国大国地位确立过程的话题。王建朗先生将战时外交以1941年12月为时间节点分为两个时期进行介绍。

首先，王建朗先生介绍了1941年12月以前广泛争取国际援助的时期。1938年4月，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提出了“和平不可分割”的理念，自此以后，向全世界广泛宣传这一理念成为了该时期的主旋律之一。与此同时，日本提出要建立“东亚新秩序”。王建朗先生将当时复杂国际局势下各国的态度与应对，分为“现存秩序的维护国：英美法”、“现存秩序的破坏国：德国”以及“特立独行的国家：苏联”三种类型分别进行分析。在阐述各个国家的对华态度与和中国的交涉的过程中，王建朗先生提醒大家注意一些定见和易被忽视的视角，譬如是否存在“远东慕尼黑”阴谋；德国从中立转向亲日之后没有暂停对华提供军火、德国顾问也依然活跃于抗战前线；订立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幕后，等等。此外王建朗先生提及了战时中日秘密接触，认为不能简单归纳为“诱降”等叙述模式，如何看待这些秘密接触值得注意和思考。

  1941年12月之后，战争的胜负大局已定，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转变为争取大国地位。王建朗先生阐述了中国在这一时期走向大国、位列“四强”之一的历程，包括领衔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废除不平等条约；莫斯科宣言与开罗会议；参与创建联合国等。既为大国，就需要承担大国的责任，王建朗先生列举了中国军队两次出兵缅甸、支持朝鲜和越南的抗日运动、以及调解英印纠纷，以丰富的史料展现了中国践行大国责任的积极姿态。同时，王建朗先生提出这些行动背后美国对中国的提携作用值得注意。这一时期中国也在诸多方面积极参与了国际新秩序的建立，比如对建立战后国际组织的构想，期待建立一个强有力、四大国起核心作用、遵循民族自决原则的国际组织。1942年7月国际问题讨论会提出的《国际集团会公约草案》等史料均反映出当时朝野各界对新国际组织的期待与主要构想；《东方杂志》等的舆论也在探讨四大国应在战后发挥领导作用等问题。这一时期对于四大国的权力，中国在主张适度扩大的同时并不主张过分扩张，且在殖民地等问题上认识比英美更彻底、深刻。另一方面，中国也致力于推动确立合理的战后东亚版图。通过蒋介石的会谈与日记、宋子文答记者问、开罗会议上蒋介石的回应等史料，王建朗先生还原了当时的中国政府在收复东北、收复台湾、琉球、外蒙与香港等问题上见解和态度的变迁。

最后王建朗先生提出中国当时面临的一种“大国的困窘”，他认为当时的中国有大国地位而欠缺大国实力。但同时也不能因为实力的欠缺就否认中国的大国地位，上述论述已经充分论证了中国大国地位及其建立过程。总之，在世界秩序的变动与再造中，中国能明智地处理好敌我友关系，抓住机会，成为大国，并努力承担大国责任，积极参与国际新秩序的建立，推动建立合理的东亚战后版图，尽可能恢复了中国曾经丧失的领土主权。但另一方面，中国未脱初登国际中心舞台的稚嫩，未能把握有利时机、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以古鉴今，王建朗先生在讲座的结尾提到：如今谈论所谓“百年大变局”又与两年前有所不同，我们面临着不同于以往的情势：国家力量空前强大；而国际环境空前不确定。但若能从历史中汲取经验，理智处理国际关系，建立最广泛的国际联合，就一定能渡过危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在问答环节，王建朗先生与参与讲座的师生进行了交流互动，细致回答了听众提出的诸多问题，唐小兵教授认为王建郎先生的讲座论证周密、史料扎实、洞见丰富，并且讲座过程弥漫着浓烈的家国天下情怀。本次讲座在掌声中圆满结束。据悉，抗战史系列高端讲座本学期共有三讲，后续将有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所长汪朝光研究员、近代史所副所长金以林研究员都将莅临闵行校区2023最火捕鱼游戏做相关学术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