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黄道炫教授就讲座题目中的“会”做了背景交代。题目中的“会”非“会党”，而是指“开会”。开会拥有相当久远的传统，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就曾提到北美母系氏族开会的例子。放之中国古代，仰韶文化遗址中亦有发现可容纳多人集会的场所……人类一旦进入群体的阶段，“会”就应运而生。但“会”真正成为一种社会运作机制，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大概是从近代开始。

黄道炫教授将其原因概括为：集群化、细密化、民主化，其一，近代社会技术的发展拉近了人与人的距离，沟通不仅限于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对话更加频繁；其二，技术的细密化提升了交流的必要性，分工合作的完成需要有所计划和布置，而会议可以帮助实现；其三，协商是民主无法绕开的特质，会议正是一种有效的手段。

回到讲座的主题，“根据地的会”偏重于抗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的会议。一方面会议本身具有集体性，而共产党就是一个集体性的政党。另一方面，共产党又是一个极具现代性的政党，这一点在其对会议这一手段的利用中得到体现。以座谈会这一形式为例，早在20年代末期报纸中就出现了有关座谈会的记载，并非共产党的首创，却被其广泛运用，正体现了共产党对现代性的敏感。从现实情况考虑，座谈会这一形式的优势在于一问一答，缓解了因方言造成的沟通不畅的问题，有利于有效沟通，亦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工作的细致与“生根”。此外，黄道炫教授还对史料中的联席会与斗争会等会议形式进行了解读。

黄道炫教授概括会议的功能，最主要的是决策，第二是贯彻上级的意图，第三是经验的传递，第四是沟通讨论，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共产党的会多”这一现实，既让很多人产生了“会议依赖”，又伴随着诸如误工、参会积极性降低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一些共产党人也曾提出以报纸代替会议的构想，但实际上报纸很难完全承担起会议的责任。开会所具有的现场感、仪式感，以及面对面口语化的交流、情感的表达和传递，都是以报纸形式无法实现的。

讲座最后，杨奎松教授以自己做国共关系史时的一些发现，与黄道炫教授进行了探讨。在国民党一大召开前，国民党人对如何召开会议经验不足，苏联方面在会议筹办中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在会上，国民党代表的意见五花八门，很难统一，而中共代表与之形成鲜明对比，意见非常一致。究其原因，中共习惯于在会前先集中开会定调，统一口径，再参加联席会议。故“共产党的会多”亦与其工作细致、部门多，需要层层落实有关。

随后进入提问环节，与会师生踊跃参与，就面向普通民众的座谈会如何开展、新文化史取向在党史研究中的发展前景、会议文化与党内民主的历史联系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在各位的热情交流之后，本次讲座圆满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