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新闻稿

2019德国史系列讲座第2场

大夏世界史系列讲座第26场

王琼颖：特殊群体治理：魏玛共和国时期的社会政策

2019年3月19日，来自苏州大学社会学院的王琼颖老师在我系举办了一场名为《特殊群体治理：魏玛共和国时期的社会政策》的讲座，该讲座由我系系主任孟钟捷教授主持，历史系的硕博士和本科生聆听了讲座。

在本次讲座中，王琼颖老师以魏玛共和国针对“特殊群体”所采取的不同治理措施为出发点，探讨德国国家在20世纪早期藉由关怀大众福祉而对社会乃至私人生活所构成的干预与控制的政策，以及这一政策最终在纳粹时期从干预转变为迫害的过程。

讲座伊始，王老师指出，魏玛共和国的政策根源可以追溯到帝国时代，到第三帝国时这些政策仍有延续。魏玛共和国对特殊群体的治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教化”青少年、“约束”吉普赛人和“矫正”同性恋。早在德意志帝国时代，底层人口大规模流动就是威胁社会的潜在因素。由于父母的工资不足以养家，又疏于管教子女，这使青少年过早离开学校，进入劳动市场，同时也产生了很多青少年的罪犯问题。至20世纪初，德意志帝国青少年政策基本形成以公开惩戒和社会强制教育预防犯罪为指导思想。此时，“社会教养”思想开始起步。威廉・波利希凯特（Wilhelm Polligkeit）最早提出由国家进行社会教养，以实现每个人的社会有用性。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人口结构、生活环境、家庭结构的变化，使得国家开始采取强制措施保护青年，政府承担起了教育、监护青少年的责任，国家采取了立法、寄养儿童、教养院等方式对“不良”少年进行教育和管理。但在这些措施实施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官方与家长（监护人）、“公共家长”和亲生父母之间的矛盾冲突等问题，公众对社会教养的效果也存在争议。

在“约束”吉普赛人方面，王老师认为，针对吉普赛人的驱逐政策由来已久，至魏玛共和国时期，“约束”吉普赛人的措施有收紧的趋势。战后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面对大批的流动人口，以巴伐利亚为代表的州主张立法，授予警察部门可在未经审理的情况下行使权力而不受任何限制，并第一次把吉普赛人归为一个种族，通过身份登记和查验来进行监控；以普鲁士为代表的州通过警察手段进行控制，尽可能地获得流动人口信息，集中采集指纹，制作身份证明。1921年，各州的警察代表在慕尼黑举行“吉普赛人会议”，在吉普赛人的管理方面开展合作。由于吉普赛人造成了很多社会问题，所以人们对他们充满了厌恶感。这样的情形，最终导致在第三帝国时期，管束吉普赛人的机制相当成熟。

综上，王老师总结出，魏玛共和国针对特殊群体的社会政策，一方面，是一条通过国家干预私人生活的异化之路，官方在关注大众福祉时，也采取一些强制措施，部分控制措施在第三帝国时期转变成了迫害；另一方面，政府针对特殊群体福利或矫正政策存在理念与实践的落差。在第三帝国时期这类特殊群体被作为种族敌人，国家干预成为一种对个人的迫害。

在提问环节，在座的老师和同学积极发言提问，提出了如“进过‘教养院’的不良少年是否会遭受歧视”、“如何理解‘特殊群体’的特殊性”等问题，王老师一一给予了详细解答。

孟钟捷教授总结说，对于特殊群体的治理是社会政策的组成部分，国家自认为应该服务于社会，就会产生干预社会的动力，这是现代性的体现。作为一个由投票方式组成的政府，怎样获得更多的支持，需要表现出对社会的服务与控制。这个过程中需要大量的社工，这类人希望国家有越来越大的权力，所以强制性的国家在福利署的官员中很受欢迎，社会政策的负面影响也由此得以体现。

最后，讲座在老师和同学们的讨论中圆满结束。